中式庭園——詩人的理想歸宿
不同的庭園映照不同的心性。陶潛“榆柳蔭后檐,桃李羅堂前”,謝靈運“羅層崖于戶里,列鏡瀾于窗前”。每個時代的庭園也是如此,先秦的高臺,魏晉的樓觀,南北朝的山園,隋唐的禁苑,兩宋的私人宴集之區(qū),庭園在此成了時間遷移的印記。兩宋關于庭園的名篇著述甚多,然多為造園必需的一面或略記。至于明末,則有造園專家計成所著的《園冶》,世界造園史上著名的一總之作。是書被日本學界譽為“奪天工”。
《園冶》一書將中國庭園的營造上升為理論。舉凡相地、立基、墻垣、鋪地、掇山、選石、借景,等等,實踐與具論,無不扼要述及。自此而后,在計成的總論之上回溯中國庭園,風格的變化觀察得更為明顯。秦漢的實用,魏晉的田園,隋唐的山水,兩宋的自然,明清而后的爾工爾精至于繁復。標尺垂范,《園冶》之后,便少有類似的著述了。
民國是中國古代建筑系統(tǒng)研究的白銀時代,以營造學社為中心,許多學者的工作都是開創(chuàng)性的。葉廣度著《中國庭園記》,始于1929年自日本考察歸來,刊布于1932年底。作為一部首次系統(tǒng)介紹中國庭園美學的小書,他并未按中國庭園演進的軌跡論述,也并非立意為世人提供營造現(xiàn)代庭園的圖文范本,緣起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,他的重心在于梳理王侯、士紳的庭院、別墅對“國民”的意義。在更為宏闊的境地,試圖為中國的庭園美學得出其簡約規(guī)范,亦即可廣為人知的通俗建筑學的意匠標準。
他有一個觀點,文學是詩人在自然之美與庭園之地間,往來感慨寄興的產(chǎn)物;而庭園又是他們理想中的必然歸宿。所以,他將中國古典文學上的幾個概念,來涵容園林設計的美學?!扒宓?、優(yōu)雅、靜秀、冷逸、超潔”十個字,五個詞語,中國庭園美學的概念煥然而出。幾個詞提供了十種具體的審美方式。
具體而言,清為澈,明晰若無,如《道德經(jīng)》所言“湛兮,似或存”,了無痕跡。淡為無痕跡的表征,是自然與人為的界限。優(yōu)若晨星在天,花開荒野,一見傾心;雅乃“古”與“正”,為標準,是“優(yōu)”的限定。靜則指向內(nèi)心的自審,指外物不使心有所掛礙;秀指靜有生氣,整體氣韻得宜。冷是條理與歸屬,是對心的約束;逸是分外之思,又是對心的驅(qū)使。超是方外之詞,自俗世歸于庭園,如收心復歸于嬰兒,自得純?nèi)恢畼?;潔是不雜染,如水流,融融不竭,有聲卻似無聲。
這幾個總括性字詞的底蘊,均在于自然。自然是人所寄身之地,庭園是心的外化;那么,建筑的營造則以自然為最高標度。中國的庭園美學即在其中。以此來判斷、審美古往今來的建筑,即是建筑發(fā)展的未來,在隱約中對“國民”便有了普遍的意義。在這個意義上,葉氏的寫作初心乃是對《園冶》的學理性抽象與物證。
基于此,葉氏全書筆墨甚為簡括,整部《中國庭園記》結構開闊,脈絡舒朗,仿佛一部大書的綱要。與營造學社其他同仁的建筑學背景不同,葉氏在現(xiàn)代學術理念的框架下,行文更多體現(xiàn)了文人的特點。書中例證,實際的庭園遺存之外,他多著眼的是中國古代典籍中的文學作品,尤其是詩;其次,取證于繪畫作品,微細至畫上題跋;再次,方從筆記、小說中找尋資料,甚少從史料中爬梳。
如魏晉,多從阮籍、陶潛,六朝則是鮑照、謝靈運。唐之李白、王維、韋應物,韓愈、柳宗元。宋則蘇軾、歐陽修。典籍則為《古詩十九首》《畫譜》《武林舊事》。繪畫是韓幹、趙孟頫、倪云林,等等。這些璀璨的名字本身就是各個時代園林的氣象。以他們創(chuàng)作的詩文與藝術作品,論述中國庭園的美學,如風入松林,予人以極大的想象空間。亦使得文風流麗,意興盎然。
雖然全書論點的佐證主要來自古典,論述的形式卻并不拘泥,多采用圖表展示。每一節(jié)具體的論證均是條理清晰,使人瞬間洞然。譬如對《紅樓夢》體現(xiàn)的庭園美學,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,便層現(xiàn)完備。對圓明園規(guī)模布局的分析,也是如此?!巴@的組織”一章,則是作者對上述庭園美學的物理分解。全書結構甚為嚴謹。
按梁啟超“二十四史乃帝王家史”一說,疆域即是帝王的私人園林。但帝王依然要一日賞畢天下美,所以圓明園仍要匯集北方的工整與南方的清麗。帝王“庭園”依托山水謀得天下,王侯顯貴仰首帝王,微縮山水,以獲自然之微意。還好中國的庭園建筑,宗廟、宮殿、世家之外,民眾尚有居住之所。只可惜經(jīng)典如《園冶》,發(fā)心也不是面向茅屋山野。
而第四種庭園,民眾的居所,乃是前三種各式庭園薰習下的結果。葉廣度的寫作初衷,在于庭園對“國民的意義”。而民眾的日常,無需模擬山水,因為其自身即在自然之內(nèi),所模擬的只是宮殿代言的權勢與世俗的富貴,以及各式宗廟建筑賦予的寄心祈瑞之意。
現(xiàn)存的建筑實例中,西湖為自然與庭園的結合之人間佳構,山水、樓臺、殿宇,一一并存,“是全國公私庭園的設計,都以她為典型,做參考的資料;極中國風景之大觀”。所以,葉氏以西湖為現(xiàn)代法本,詳加論解,而非完全是權貴意志的頤和園等昔日皇家園林。民國之時,“人”之個體意識漸趨成為通識?!吨袊@記》以“概觀”中國庭園美學為學術之論,目的卻是希望“國民”“隨社會演進,由宮廷藝術,必然到國民藝術”。
遠宮廷,近自然。葉氏寸心微意,全在此處。而是書之后,葉廣度也再無相關著述,頗有隱者之風。作家、學者臺靜農(nóng)在《葉廣度詩集》序言中,說其“喪亂以來,憩影沙頭,問樊遲之稼,學東陵之瓜,似樂放逸,與世相忘”。正是題解葉氏“與世相忘”的“國民意識”。是書刊行80多年后的今日,我們想觀賞一下好的庭園,仍然需到那些古代的遺存,委實令人感慨。而其以庭園美學,指引個體國民的發(fā)心,則令后世學者愧然側目。
以庭園之美,歸納人心,所有的放置又合乎自然。中國的庭園,凡那些被我們樂道者,均是“易”的思想、“禮”的規(guī)范,與“詩”的采集,三種思想結合得最為微妙者。易是天地自然之道,禮是尊人倫之規(guī)范,詩乃心志,交通于易、禮。葉氏引清詩人陳維崧《虞美人》詩句,“好花須映好樓臺?!薄盎ā奔醋匀?,“樓臺”乃自然與禮交匯的結果,“須映”二字則是對“人”的要求。自然與禮之間,人需要有“詩”的精神?!霸娬撸局病?。
棲心可得自然,中國的庭園美學如是。(文/網(wǎng)絡)